作家出版社坚持正确导向大力推进改革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生力军

作家出版社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国家级文学出版社，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坚持把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改革促发展，以精品图书和优秀图书开拓市场，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成为出版领域中传播先进文化的一支生力军。

据不完全统计，作家出版社自1996年以来共获得各种图书奖项74项，其中，长篇小说《中国制造》获得1999年国家图书奖，并被推举为“共和国五十年全国十部献礼优秀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长剑》、散文集《生命的追问》、长篇小说《中国制造》分获1996、1997、1999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长恨歌》、《国民素质忧思录》、《走过西藏》、《霜冷长河》、《首届新概念作文大奖赛获奖作文选》等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正在评选中的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全国推荐作品138部，作家出版社占21部；现入围作品30部，作家出版社占7部，1995年，全社产值仅为1000多万元，1999年度达到1．1亿元；1995年度全社创税前利润300余万元，1999年度达到2200万元。4年来，作家出版社累计创造收益8000多万元，其中，上缴国家税收和主管部门利润共3000多万元。

一、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强化阵地意识和守土有责的思想，变被动为主动，严把政治关、导向关。

近年来，图书市场上不时出现社会效益不好的书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情况。作家出版社领导班子警钟长鸣，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认为，要堵塞漏洞，防止社会效益不好的图书流入市场，保证多出书、出好书，关键是变被动为主动，使全体员工强化阵地意识和守土有责的思想。

他们经常组织全社职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有关讲话以及国家有关图书报刊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着眼于出版社的长远发展，制订选题规划。他们认为，对于一部图书，首先要考量它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决不能单纯考量它的市场价值。对于可能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图书，即使能带来再大的经济利益，也绝对不允许出版。前些年，作家出版社也有过失误，个别图书出版后社会影响不太好。他们结合“三讲”教育，解剖麻雀，分析原因，总结教训，使全体人员受到深刻的教育。

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打好主动仗，把好政治关，成为作家出版社全体员工的自觉行动。在作家出版社图书三审过程中，每一审都是过滤器，每一审都是筛选机。三年前，有人拿着《天怒》的书稿找到了作家出版社，社领导一看这是一本经济上可能发行上百万册，但政治上可能出现偏差的书稿，马上挡了回去。《上海宝贝》、《糖》等格调不高的书稿也先后找到过作家出版社，但都被他们在审稿时挡住了。

由于强化了阵地意识和人人守土有责的思想，全社把精力放在抓好书、抓精品上，使宏观选题结构日趋合理，主旋律图书、精品图书和优秀畅销书每年都有新品种，其中，主旋律图书、严肃文学图书占全年选题的90％，优秀畅销书占10％。对于主旋律作品、精品图书，他们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扩大市场覆盖面。

二、严字当头，建章立制，对社会效益实施三个确保。

几年来，作家出版社建章立制，确保社会效益第一，力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从政治思想上确保。他们在肯定图书的商品属性的同时，特别强调图书出版物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宣传、教育、审美、文化积累等功能，增强导向意识。他们首先要求社领导班子、室主任树立守土有责的意识，对每一个选题，都要把好政治关、艺术关和市场关。要求全体员工都要从思想上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一定要服从社会效益。

2、从奖励和制约机制上确保。在出版工作中，坚持五个“绝不”原则：绝对不卖书号或变相卖书号；绝对不搞合作出版或变相合作出版；绝对不违规违纪违章操作；绝对不超范围出书；绝对不打擦边球。在1996年作出这五个“绝不”的规定之前，他们曾和书商有过合作，并签了合同。五个“绝不”的规定作出之后，他们宁愿承担几十万元的经济损失，也不惜和书商取消了合作出书计划。他们对于主旋律图书、获奖图书、精品文学图书，制定了相应的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奖励机制，从运作机制上给予政策倾斜，加大扶持力度，对获全国性图书奖或省部级图书奖的责任编辑，给予重奖；对于带来负面影响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图书，一、二、三审都要承担责任，接受处罚。除经济处罚外，对带来不良社会影响或给出版社造成重大损失者，还要视情况给予党纪、行政处分或做转岗、免职处理。1998年他们出了一本社会影响不太好的书，社领导严于律己，从社长开始罚款，一审、二审、三审都分别接受了处罚。

3、从规范化管理上确保。几年来，作家出版社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出版规范化管理的规章制度：《图书编校流程暂行规定》、《选题管理暂行规定》、《出版发行工作管理暂行规定》、《财务、后勤工作管理暂行规定》等。对每一位员工除了制定经济效益指标外，还规定了社会效益指标，以进一步明确责、权、利，理顺出版各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使全社员工各守其责，各司其职。他们还严格执行重大选题月报和专题报批制度，对于报批未准的选题，决不出版。

三、锐意改革，建立和健全市场运营机制，是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的重要保障。

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有其自身的规律。作家出版社从1995年底开始的改革，就始终坚持两个导向（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相配套、两个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寻找“双效”的契合点，紧紧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他们充分发挥和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进行合理的资源配制，促进了出版社的快速发展。

1、从用人制度入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们改变了文艺出版社普遍采用的以文学门类划分编辑室的传统做法，新成立了6个编辑室，通过人员双向选择，自由组合，承担部门管理职责和风险，使人才脱颖而出。6个编辑室在组稿、编稿、发稿上没有界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完全平等竞争。他们在社内推行全员聘任制和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人人责权利明确，各司其职。出版社在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将选题策划、成本核算、印制规格、销售节奏等权力下放给编辑室，使每一位员工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而极大地发挥了出版社的综合优势。

2、强化激励和制约机制，实行分配制度的改革。作家出版社为了面向市场，建立了一整套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制定了《编辑部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条例》、《出版发行部目标管理责任书》。他们在分配制度上做到了量化管理，责任到人，效益与个人收入挂钩。编辑的年终奖金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在确保出好书的前提下，按个人为出版社所创税前利润分段提成，实行多超多奖。由于激励与制约并举，出版社形成了人人抓好书，个个争创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迅速上台阶的新局面。从1996年起，90％以上编辑实现了年年超产，到1999年，有十几位编辑年创利超过50万元，个人年创利最高者达260多万元；员工人均年收入也从改革前的8000元左右提高到5万元—6万元。

3、转换经营机制，增强服务意识，强化市场运作。首先，转变观念，从满足多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出发，主动出击市场，面向消费者制订营销策略。二是发展作家网络，扩大发行网络，组建图书宣传网络，为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市场运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三是将出版发行部门和编辑部门用效益和利润这一标尺捆在一起，“两个轮子一起转”，选题策划、营销策略等由编辑部和出版发行部共同论证。图书上市后，图书宣传、市场营销由出版发行部和编辑部共同运作。四是主动与国际出版业接轨，积极引进优秀的国外翻译作品。每一种新书上市，出版社都要作认真的宣传策划，对于重点图书则进行多侧面、多方位的宣传，进行导读、促销，使这些图书迅速占领市场。

作家出版社由于以广大读者利益和作家利益为出发点制订营销策略，力争满足多层次读者的阅读需要，既保证了图书的高品位，高格调，高档次，又使全社年年保持合理的选题结构，从而创出了名牌效应，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长篇小说《中国制造》发行了8万册，《十面埋伏》、《来来往往》发行超过25万册，散文《霜冷长河》发行了52万册。散文集《日子》发行了90万册，《首届新概念作文大奖赛获奖作文选》发行46万套，上述图书均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今年上半年，作家版发行超过3万册的图书就有20种，其中，散文《千年一叹》发行27万册，长篇小说《三重门》发行32万册，长篇小说《怀念狼》发行23万册，《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奖赛获奖作品选》发行27万套，长篇小说《永不瞑目》发行10万册。

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是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做好出版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

作家出版社的领导班子，首先在学习上以身作则。党支部书记张胜友经常组织社委会成员学习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和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有关文件，掌握出版工作的规律，分析国内外大的环境对中国出版业的影响，以及对选题结构的影响，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预先防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作家出版社领导成员在决定选题上，没有任何特权。任何选题都要经过严格三审，才能进入生产流程。党支部加强民主建设，出版社的所有规章制度都经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反复讨论；反复征求群众意见，一旦形成决议，全体人员都必须认真遵守，任何个人都不能不经论证和讨论决定一个选题的取舍。

社委会成员以身作则抓精品，全心全意促好书。在组织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十卷本）中，从社长、总编辑张胜友开始，全社总动员，组织精干力量，反复征求专家意见，多次调整入选篇目，使此书具有了经典性、文献性、代表性。此书出版后，不但社会反响大，社会效益好，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其他许多获奖图书都是社领导和大家共同策划和努力的结晶。

作家出版社的领导班子，由于处处以身作则，坚持正确的导向，在“三讲”教育中获得群众的满意率为94％，社长张胜友获得群众的满意率达100％。

五、作家出版社的实绩，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要解决好三个关系。

第一、正确导向与市场运作的关系，力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既是出版界追求的目标，也是长期未解决好的难题。脱离正确导向和无视市场规律，都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作家出版社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们找到了两个效益的最佳切合点，即坚持了正确的政策导向，又在市场运作中充分展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二、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以改革促发展这是一个大道理，具体到一个行业，一个单位，由于认识不同，力度不同，结果会大不一样，作家出版社改革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编务制度、建立监管制度和市场对策机制，大大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这一系列改革，都紧紧围绕着对人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关键是解决人的问题，个人的潜能发挥出来了，整体的生产能力自然就提高了。生产力的解放才是发展的标志。

第三、雅与俗的关系。作家出版社能不能出畅销书，这既是一个具体问题，又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即如何认识当今的通俗文化。在多样化的社会文化生活中，通俗文化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发展健康的优秀的畅销书，既可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又能增强出版社的经济实力、便于建立发行网络并推动图书市场的繁荣。合理的图书出版结构，使作家出版社在获得丰厚回报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严肃文学与主旋律作品的发行。